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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纳粹上台
纳粹上台之后，延续了魏玛政府以来修约的外交方针，意欲积极扩充军备，然而受到凡尔赛条约的限制，必须以改头换面的方式突破。
此时，中国就成为纳粹心目中的理想园地。拿同一时期的西班牙与中国相比，有许多相似之处首先，两国都长年不断内战，中国犹有胜之，这就为武器的生产与改良找到市场与实验室。
其次，两国皆为稀有金属矿产产地，在西班牙为铁、铜、汞等，而中国则以钨、锑和锡闻名于事，这些都是纳粹扩充国防工业不可或缺之物再次，两国政治气氛都倾向于*，这也符合纳粹过去一贯标榜之宗旨!事实上，“德国在中国将寻找工业市场与原材料协调一致始于1933年塞克特的访华”，而其后的汉斯•；克兰更将之升级为以货易货的贸易，并同时与南京和广东政府分别签订《中德易货合同》和《中德交换货品合约》。
从仅以《中德易货合同》签约后第一年来看，锡、钨、锑各4000吨，为此，希特勒亲笔致函蒋氏以表示感谢。需要指出的是，中德间经济层次的来往密切，却也造成日德间在对华经济利益上的抵触，而这种矛盾一直要到1936年4月，签订德满贸易协定才有所缓解。讽刺的是，与此同时，德国为战争准备的需要，与华贸易仍然节节升高，毫无抵触的迹象，即使在日德间签订*产国际协定后亦然！
除了贸易之外，国民党高层也一直与纳粹高层保持良好的往来。此前，德国前后派了鲍尔、克里拜尔、魏采尔、塞克特等四个顾问团来，但以1935年法肯豪森代表团的级别最高、人数最多，而且代表团对于中国军事以外的事项也有很大的发言权
另外，1937年5月，孔祥熙作为参加英国加冕典礼中国特使，经过德国时，亦在当地受到热烈欢迎，不仅得见国防部长等人，更与纳粹高层戈林等人会晤，而更与希特勒在鹰巢会谈一个小时有余。
仅管后来在德日意*产国际条约的基础上，形成所谓的法西斯，但是从德国大使陶德曼积极调停中日间未宣战的战争来看，贸然批评德国为日本同路人实为不妥，毕竟当时德国内部还是有所分歧的
2.中国的法西斯
在国民政府富国强兵的道路上，在制度层面上参考德国也是很重要的一环。对中国来说，处于西太平洋弱国的地位，在现代化的路程上远远落后周遭国家，外有强敌环伺，内有统一的目标，这与十九世纪逐步统一的德国有相似之处，俾斯麦的铁血统一就成为中国人最向往的目标。及至30年代上台的法西斯政权，对于蒋氏就更有借鉴的吸引力了。
首先，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斗争不断，要在党派内竖立威信，就必须打倒当时的ｃｃ派与政学系，法西斯成立冲锋队的经验正好让蒋氏依样画葫芦的成立了类似的组织蓝衣社，因为“蓝衣社信仰的事民族主义、军国主义、以及参杂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并表现为领袖崇拜，与法西斯主义的实质并无不同。
其次，混合德国国防军军官团并参杂列宁式领导的结果，则是成立了以总裁为唯一效忠对象的黄埔系军官团，这与法西斯底下的党卫军有异曲同工之妙。再次，军统局本身作为一种军事情报与打击政敌混合性质的组织，对于左派来说也往往可以将之与希特勒的盖世太保相提并论，当然，中统局应该更符合此种特征
另一方面，蒋氏又结合东西，以中国的古老道德为基内容，掺合法西斯以民粹方式动员群众的方法，其结果就是轰轰烈烈的新生活运动。
平心而论，这种倡导以军事方式改变日常生活方式的行动，的确把若干现代卫生与道德常识普及于大众，并激起若干民族主义式的爱国热情，但是倡导领袖崇拜的结果却使更多人更为盲目，而看穿之人却只能忍受*与白色恐怖的压迫，这种遗毒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初期的台湾社会。总之蒋氏一力学习法西斯的结果，并没有完全得到理想中纳粹的效果，毕竟中国与德国环境不同，国民性也有所差异，最后反而画虎不成反类犬。落个既不极权又不民主，而是在政治上摇摆于两者之间的结果
3.德国与中国的现代化
德国对于当时中国现代化也是很大贡献的，但是这些现代化的内容却主要与国防有关。前述的以货易货贸易，扣除军械，全部都是以现代化为主的内容。例如在中国第一年向德国采购之商品中，其中：
（1）投资、贷款：两千万元、
（2）钢铁厂：两千五百万元、
（3）重工业机械：三千万元
（4）兵工厂机械：三千万元
（5）军械：六千万元
总计一亿六千五百万元
由前述内容来看，中德贸易的最主要内容就是建立与国防有直接关系的兵工厂，具体的成果就是在俞大维先生领导下汉阳建立的兵工厂，而建立兵工厂所同时需要的配套工厂亦一应俱全
包括生产火yao的汉阳兵工厂下辖化学工厂、江西的钨矿开采与炼钨厂、昆明炼铜厂、巴县田、内江的酒精厂、中央机器制造厂、以及位于湘潭的中央电器制造厂
在交通建设上，不仅投资建设了浙黔铁路，更成立了欧亚航空公司，其飞机数量之多，航线之广，与当时中美合作的中国航空公司相比，不惶多让。同时，还在株州建立生产卡车的工厂，以及在杭州生产飞机的中国航空器材制造公司
从上述琳琅满目的成果来看，其实并非盲目的投资，而是当时国府的国家资源委员会，在德国技术顾问指导之下，于1936年通过的3年工业发展计画下的成果，我们“可以将三年计划恰当的称作国民党中国的大跃进
除了硬体的建设之外，还注重人才的培养。首先先大量选送人才赴德国深造，除与机器制造有关的基础科学外，还包括航空测量、铁路管理、警察培训等专门知识技能。其次是在华开展教育，高等方面，具体的成就就是辗转传承延续至今的同济大学，不仅是如此，还在汉口、南京、北京、上海、天津、青岛等地形成中学体系，再次，中德间的文化交流组织也蓬勃发展，其中又以前德国留学生筹建的中德文化协会影响最大
4.军事协助
由德国职业军人组成的军事顾问团，在军事协助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色。自1926年至1938年7月，其中前后依照总顾问的不同，共经历了五个时期，期间除规模一再扩大、专业不断增加外，人员最后更遍及中国的军事、教育、训练、航空、文化各个部门。在军事顾问团的指导之下，除前述之兵工体系的建立之外，德国对于中国国防影响最大的部分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指导与编成，众所周知，黄埔军校就是在德国人的指导下，成立教导师，演练德国顾问指导的战术动作，并另外在中央军辖下成立装备德制武器的两个师，这些部队在一．二八事件与上海保卫战中有良好的表现。不惟宁是，德国顾问团更深入到部队的具体编成上，例如鲍尔就在蒋的授意下起草了《军队编遣方案》。而其后的塞克特的陆军改革建议书更是影响深远。而法肯豪森参与的程度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他的参与下，中国军队的整编为30万人的计划完成了百分之八十。
其次是设计国防战略，自塞克特开始，德国顾问就遍访中国地理形势，并为长江沿线的布防与华南的国防铁路建设，作出了许多建议，其后的法肯豪森更主持研究了著名的国防准备线，成为抗战前期的重要战略指导
再次是指挥作战，德国顾问往往深入一线，指挥作战，以鲍尔为例，因为深入前线指挥了中央与桂系的作战，最后竟感染天花而病逝于上海，而佛采尔更参加了中原大战、国民政府五次的剿共作战、长城抗战、以及一．二八淞沪战役。
总之，在军事顾问团的组织下，一方面德国军人发挥崇高的职业道德，尽心尽力为东道主出谋策划，另一方面，又以他们的优异的军事素养，为日后中国的抗战奠定良好的基础。与其他国家的军事顾问团相较，德国的军事顾问团发挥了远比其他国家总合还要巨大无数倍的能量，而且也成为中德交往中最重要的核心。
综观三十年代国民政府外交战略的大调整，实有其内外交困不得不然的因素，尽管此一调整为抗日战争的准备争取了贵的时间，但是客观上不得不承认，不仅无助于减缓侵略，还损失了更多的土地与权利，尽管在国际组织上取得若干成果，但是对于国家实际被侵略的状态还是杯水车薪，无法起到实际作用，只能象征性的聊以**。
反观当时的中德外交，不能不说是中国众多对外关系中的唯一异数，或有人认为义大利法西斯与中国友好的程度比之德国不惶多让，但实际分析起来，义大利对华空军的援助，只是以赚取外汇为唯一目的，衡诸中日战争出爆发之时的，义大利对我落井下石即可证之。就德国而言，尽管与中国交往有种种自身的考量，而且在1938年最终还是背弃了中国，但是在1933至1938年的岁月里，德国对中国的帮助是巨大而且有用的，至少，他帮助中国做好了面对日本战争的准备，这也难怪当时日本动辄对于德国的军事帮助提出抗议了
总之，在30年代外交大调整的过程中，中国与之调整的结果大部分都是越调越失败，其中以日本为甚，而在英美等其他国家上也不见成功。反之，在唯一没有大调整的德国身上，中国得到了最可贵的帮助，这种历史结局，不能不值得我们深思
希特勒对于中日战争，自始即与日本侵略者抱有不同的见解。他认为日本的真正敌人是苏联，日本应当做好与德国从东西两面夹攻苏联的军事准备，对于蒋介石，应当拉过来作为反苏*的伙伴。1937年10月下旬，希特勒密令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向日本外相广田探询日本所希望的中日和平条件。当时上海尚未全部陷落，日军提出了四个条件：⑴中国承认“满洲国”；⑵华北特殊化；⑶中日共同防共；⑷中日经济提携。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奉命向国民党政府转告了广田的上述条件。
11月3日，也就是日军在金山卫登陆的前两天、狄克逊再度会晤广田时，广田因日军在上海作战已占优势而增加了内蒙自治、华北建立非军事区、以亲日派为华北行政长官的三个条件。陶德曼奉命将这些条件面达了蒋介石。蒋介石向陶德曼讲了一句真心话：“如果接受日本的这些条件，中国政府必将无以立足，而**起而当政，对日本也是不利的。
稍停，蒋介石又作了补充说明：“目前九国公约国正在比利时开会，可望觅取和平途径，暂时难于正式承认日本的要求。”11月28日，陶德曼在已被日军占领的上海建议再作一次中日和平的努力。12月1日，德国外长牛赖特劝告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中国已无法转败为胜，而时间对中国不利。”在日本军事逼降和德国外交诱降双管齐下的局势下，蒋介石动摇得非常厉害，他主张“坚守”南京不是为了战略上的需要，而是等待陶德曼到南京来再作一次调停中日战争的努力。
12月2日，陶德曼在外交次长徐谟的陪同下由上海到了南京。蒋介石召集国民党高级将领会议，讨论日方提出的条件。会后蒋接见了陶德曼，向他提出三点：一、以日本建议为和谈的基础；二、保持华北领土主权之完整；三、和谈中不得涉及中国与第三国已成的协定。蒋介石怀疑“日本人说话不算数”，希望德国在和谈中作双方的公证人。陶德曼表示德国只能在幕后活动，不便公开参加谈判。由于日本陆军派军人自恃武力，没有等待德国调停成熟，继续向南京进兵，12月5日蒋匆匆离开南京，13日南京陷落，德国的第二次调停遂告停顿。
南京失陷后不久，陶德曼又到汉口会见了蒋介石。他听到了国民党政府决定派孙科到莫斯科签定中苏同盟条约的消息，陶德曼立即将此项消息及中国人心倾向苏联的有关情况报告了德国外交部。其实，自中日交战以来，苏联即于8月21日与中国签定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并派志愿空军人员援华，苏联对中国的战略物资援助，也比西方任何一国为多。
12月26日，陶德曼将日本所提的更为苛刻的新条件转达给蒋介石，蒋推托有病，叫宋美龄和孔祥熙代接见。但在中国人民和中国**的巨大压力下，蒋介石不敢接受这些条件。张群曾向蒋献策说：“和必乱，战必败，败而后和，和而后安。”他的意思是说，如果过早地投降日本，必将引起全国人民的反对，政府可能因此倒台，不如暂时“抵抗”一下，打得河山破碎后再讲和，就可以取得人民的谅解而相安无事了。因此德国的第三次调停又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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